Dominique Janicaud訪談錄
刊出日期：2002年8月30日
出處：《人道報》
正是以此為標題，Dominique Janicaud 近期出版了一部論述七十年來法國如何接受德國哲學的的巨著。去年四月，他接受《人道報》的採訪，但如今卻已然逝世。
去年春天，《人道報》與法國現象學派的幾位最優秀學者進行訪談，目的是為了三位最知名的哲學家，撰寫一系列文章：Husserl、Heidegger以及Merleau-Ponty。在這些哲學家當中，Dominique Janicaud素以研究興趣廣泛（像是：詩的創作、技術的革新、西方的理性化、法國精神論的系譜等等...）及其對上世紀以海德格為首的「大師」閱讀的批判力知名。因4月21日政治災難的發生（譯註一），導致了我們此次訪談的延遲出刊，正當我們成文之時，同時傳來這最重要（註二）的哲學家突然逝世的消息，這對我們而言，著實難以隱藏我們內在深深的傷感以及混亂。他不同於其他知識的類型，既極度的彬彬有禮，卻又洋溢著奇特的年輕氣息。我們發表於Gobelins大道上的咖啡館裡進行的訪談，我們把他留給我們的這份訪談當作悼念，獻給這個開放而睿智的心靈，卻如此倉促且悲劇性地離開我們。
問：對於海德格在法國被接納這事件，這哲學史概論的計畫是從何而來呢？它是如何產生的？
Dominique Janicaud：這點子不是我出的。是當時任職於Albin Michel出版社的Richard Figuier跟我聯絡，並 向我提起這個想法的。我起初很猶豫。您可以猜到原因何在：工作量的龐大、對微妙特性進行論斷，這都是為獲得一種平衡上的閱讀，這同時是歷史的也是哲學上的 平衡。此外，我一開始對這主意並不是特別有好感：將一個激進或者基礎的思想化約到媒體或者政治部分的效果。但我曾自剖，我能提出一種本源的挑戰：使得新一 代的年輕人，得以重新建構一套複雜的歷史，並且同時提供一種個人的見證。我曾想過引進一些個人的文本於這些批評的標題上，以大寫的方式，以使歷史學家的工 作與個人的印象不至於混淆。
問：如同尼采，以及沒那麼普及的維根斯坦比起來，海德格稱的上是二十世紀被閱讀最多的德國哲學家：在您看來，對這智性上的兩極化現象以及他特殊的豐富性，可有一套解釋？
Dominique Janicaud： 這被提到的三個人中，尼采才是在法國最被廣為閱讀的哲學家。發行量就是見證。這無需訝異。拿出《道德系譜學》：您可以在裡面找到一種烈焰似的風格，對基督 宗教禁欲主義提出猛烈的質疑。另一方面，海德格的「成功」既弔詭，又引發一些特別的問題：一個難搞又嚴峻的思想家如何激發出熱情來？這是個沒法一下子釐清 的謎團：這需要重構當時極其戲劇性且一波三折的歷史。這事件的某一面就像偵探小說一樣。至於維跟斯坦，他很難跟海德格比：他在法國比較晚被發現，他也從不 因這些狂熱的迷戀或者排拒而知名。
問：更精確說來，在法國，人們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閱讀海德格？
Dominique Janicaud：我們很早就讀他的作品，早在1928年，得Gurvitch引進，他的名字在索邦大學便已經獲得迴響了。一份前衛雜誌，Bifur，從1931年開始便已經出版了第一版《形而上學是什麼？》翻譯了。整個三零年代，一些先驅者，像是Wahl、Levinas、Koyré等 人，還沒被稱為「存在主義者」之前，就已經開始傳佈存在主義的主題，像是：「焦慮」、「向死亡的存有」「參與」等；這些存在主義的主題也讓當時知識青年著 迷，他們都被索邦大學裡面那套理性論給搞的很煩了。「一套拆除的哲學」，人們當時就是這樣看待海德格的思想，混和了吸引力以及排斥感。當1938年，海德格的著作的第一卷由Henry Corbin翻譯出來，法國人已經迫不及待，好奇心勝過一切。
問：沙特當時扮演什麼角色？即那枚引爆第一波海德格熱的角色是什麼？
Dominique Janicaud：《存有與虛無》，在1943年出版，當時巴黎被佔領，這本書早是另一枚定時炸彈。可以想見，當時絕大多數的法國人有比鑽研大部頭哲學書更要緊的事要幹。但能說這本書當時就無聲無息地消失嗎？我注意到， 事情並非如此：當時的年輕人是逐字逐句地生吞了這本書。但這僅僅是在巴黎被解放之後，存在主義的浪潮才席捲了大眾。沙特的某些分析變的有名：惡意地想著， 咖啡館侍者把他的工作裝作演戲；或者思及一位年輕、被誘惑的女郎假裝不經意而任由她的手讓她的仰慕者握著。沙特的文學的天分就這樣傳播了對海德格的嚮往。
問：當第一批法國人，像是Towarnicki、Morin、Beaufret等人，在戰後訪問海德格，他們知悉他納粹的過去嗎？巴黎的知識界呢？
Dominique Janicaud：當然，我們都知道海德格從1933年起，便接任弗來堡大學（L’université de Fribourg）校長一職，於此同時他也加入納粹。但我們也知道他在接任校長十個月後便辭去職務。除此之外，人們所知無幾。在一次他接受我的採訪中，Edgar Morin解釋了他的時代時代位置：他二戰時是抗德份子也是活躍的共產黨員，但他對海德格的事，並沒有抱著「懲罰主義」的心態。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去見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而這位哲學家談的主題大多由沙特介紹給大眾。比較訪客的態度也很有趣：最沒禮貌的是Dominique Desanti；相反地，Towarnicki 與 Beaufret則幾乎不敢提及政治上的錯誤。同樣的矛盾情緒可以在巴黎知識界看得到：共產黨人比較敵視，基督教民主派較為保留，但沒人想知道更多的真相。
問：接著，在哲學與政治動盪的1960年代，海德格佔著什麼樣的位置？
Dominique Janicaud：海德格思想被接納的速度變得相當「順暢」（fluide）。要分析那些年代是相當微妙的事。政治上的論戰隨著Jean-Pierre Faye（譯註二）出版海德格擔任大學校長職務時的文章，又捲土而來。但同時，Foucault、Althusser 以及Lacan以一種「片面」（biaisée）的海德格的讀法，同時又個別地將其對於理性化的批判界線、反人文主義、接近語言當作是去蔽等想法，據為己有。1968年事件對於法國接受海德格沒有真正的影響。當然，某些人揭發他是個反動的思想家；但，另一些「左派」的海德格主義者，像是Axelos或者Palmier，便在海德格思想中發掘出對消費社會批判的端倪，路線近似他的學生馬庫色。很明確地，海德格的後世也從來沒有停止曖昧，而他的遺產也仍在爭議中。
問：從沙特到德希達，人文主義與其根植於西方形上學裡的哲學問題，乃是理解海德格在法國被接納的線索之一。在尼采與其「上帝已死」之後，海德格將會是那個殺死人類的人嗎？
Dominique Janicaud：當我們重讀寫於1946年的那篇文章《關於人文主義書信》，我們觀察到海德格的立場不能被歸約到一種沒有細微差別的反人文主義。整個對人類中心論以及對人類本質的形上規定的攻擊，海德格肯定了人文主義本身產生不了一種人的可能的足夠高度的理念，他也拒絕向野蠻的行為獻殷勤。「人的死亡」是Michel Foucault的學說。海德格想要將「終有一死者」的安居的倫理學，建立在這塊大地上。比較起來，我們在Althusser（他面對《關於人文主義書信》時，承認了海德格對他的啟發）那裡發現相同的區分，就是一個理論上的反人文主義者 但在實踐上，從很多方面來說，還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我們有時可以想，就這些問題而言，海德格從未走到他自己倡議的盡頭，而且他在那裡還留有一項工作，這工作既是批判的，又是亟待實現的。
問：整個八零年代圍繞著兩個論戰：一是Martineau與Vezin兩位對「存有與時間」的翻譯；另一個則是Farias事件（譯註三）。那現在還有什麼？
Dominique Janicaud：您剛剛提的兩個論戰，並非在同一層次。翻譯的論戰僅海氏專家才感興趣，這論戰在他們以及學生那裡，也留下挫折感。能上架流通的，僅是Vezin所翻譯，並由Gallimard（譯註四）出版的版本；至於Martineau翻譯的版本，竟然是以一種翻印的方式，祕密流傳著。這情況非常奇怪。至於Farias事件則是1988-1989年十分轟動的事件。它衝擊到了知識份子，正好就是Farias所謂的證明的堅實面向，海德格從未停止作個深刻的納粹份子。來自一場全面的風暴：一邊譴責，另一邊又抗議。還有什麼留存下來呢？我們得區分：再也沒有人會說，Farias的 書作為一份歷史作品，值得被信任；但另一方面，人們卻不再接受那些「正統海德格主義者」的辯護，後者只是把海德格的犯行歸諸於那十個月的大學校長的職務而 已。海德格的例子極為複雜。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如何能犯下這麼嚴重的錯誤？我的立場是：批判式的警覺應該是很激烈的，這批判也該在兩個意義下被實現：辨認出海德格在政治上的孱弱；另一部份則是將他思想中的另一個旨趣作另一個層次的思考，即重新詮釋西方思想史，思考技術--科學的界線，這乃是為了所安居的大地的倫理作準備。
此次訪談由Stéphane Floccari提問。
註一：《海德格在法國》，Albin Michel出版，2001年，第一冊：敘事，610頁，27.44歐元；第二冊：訪談，304頁，21.34歐元。
註二：Dominique Janicaud於去年（2002）年8月18日突然逝世，（詳見2002年8月23日《人道報》）
譯註一：這政治上的災難，指的是法國2002年總統大選，第一輪中，極右派的Le Pen竟然進入第二輪決選，淘汰了社會黨的候選人，也是前總理Lionel Jospin。
譯註二：Jean-Pierre Faye，即為Emmanuel Faye的父親。
譯註三：Farias事件，指的是智利人Victor Farias於1987年10月在巴黎出版 « Heidegger et le nazisme »一書以來，當時短短幾週，在法國掀起軒然大波之際，德希達於隔年2月初於海德堡舉行的「海德格思想中的哲學與政治」會議中，即席發表一篇 「海 德格的沈默」演講。「因為這一工作是繞不過去的，是我們必需做的工作，我指的是這筆遺產，海德格可怕的、也許是不可原諒的沈默留下來的遺產。我們今天缺乏 談論他與納粹主義關係的必不可少的基律，此一缺乏留給我們一筆（探索的）遺產。這筆遺產也是他傳留給我們的號令，去思索他自己也未曾思索過的問題。......沒有海德格可怕的沈默，我們就無法察覺到我們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察覺到這種責任意識是一種命令，就無法感覺到如此這般地解讀海德格的必要性，這是海德格自己也沒有做到的解讀方式。」
譯註四：Gallimard出版社，是法國出版文史哲等人文思想的重要出版社，早年幾乎所有重要著作，均由此出版社發行。
後記：此篇翻譯感謝Zulu大力幫忙訂正。若行文優美順暢，歸功於Zulu苦心校對；若翻譯上仍有錯誤，全屬譯者本人。
